离婚人数连续三年下降 离婚人数大幅下降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3-09-16离婚时，男性和女性考量不同
婚姻家庭领域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张荆认为，作为一名婚姻家事律师，穿透婚姻关系，能窥探到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能洞悉人性，这是她喜欢做婚姻家事律师的缘由。
面对当事人，张荆会问很多与婚姻相关的尖锐问题，她要求当事人“必须说实话”，而她真正关注的是当事人的婚姻内部发生了什么，哪些点引发婚姻出现问题，双方的诉求等。
与当事人签订委托手续后，当事人做什么工作、收入、家庭存款等财产相关的问题，是律师必须要了解的。问完之后，张荆会提出让当事人打印近两年的银行流水、信用卡账单和网上支付平台的支付情况等，通过梳理这些信息，张荆发现，有一些人的表述与实际会有出入。
张荆曾参加过一次离婚案庭审，一方当事人表示自己没有婚外情，但通过支付信息，可看到在一些特殊的日期里，当事人频繁给其他人发1314元、520元的红包。因此，张荆会跟当事人解释，“你不打印这些信息，对方也会申请打印，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就给你提供不了精准的服务。”掌握这些信息后，张荆再跟当事人交流，就能更明确锁定当事人的诉求。
对于婚姻，当代人趋于理性。但张荆观察到，男性和女性对自己给家庭带来的财产收益或者说夫妻共同财产持不同理念，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养育照料子女的家庭贡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不少男性不同意在离婚时由对方分走一半夫妻共同财产。
张荆遇到过一个案例，男方名下有好几家公司，资产数千万元，但并不愿与女方共享财产，两人结婚6年仍租房居住，家居多是二手市场淘来的。当女方提出离婚要求分财产时，男方提出公司收益与女方无关，女方不是公司的股东等说辞。因为女方不掌握家庭财产信息，在分割财产时处于被动，最终女方妥协，与男方协议离婚。
上述情况，在双方收入悬殊较大的离婚夫妻，或女方做全职主妇案例中并不鲜见。张荆认为，当男性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时，女性往往因掌握财产信息有限，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处于弱势。有些男方还会通过切断女方和孩子的经济来源，迫使女方做出妥协，放弃大额财产要求。
这一点，刘胜飞亦有同感。他表示，在不少男性的观念里，“财富主要是我创造的，离婚分你一部分可以，要分一半，我就跟你拼命。”刘胜飞办理过一个案件，当事人家庭财产上千万元，两人共同经营工厂，女方负责财务，并掌握家庭财富的知情权和支配权。女方因不堪家暴等原因提出离婚，但仍然处于被动。男方表示离婚可以，前提是只能分到200万元，女方不同意，遂启动离婚诉讼程序，男方则动用各种手段，甚至多次报案举报女方侵吞工厂资产，尽管刘胜飞多次安慰女方说举报不会成立，但女方最终不堪忍受丈夫的各种“招数”，重回丈夫身边。
刘胜飞观察到，男女双方在离婚时的考量明显不同。有些男性，一旦女方向其传达明确的离婚信息，他就“会做理性的、冷酷的利益算计”。离婚之争一旦开启，“你要分他太多财产，他坚决不离。如果女方在孩子抚养权或者财产方面做让步的话，你又能敏锐地观察到他态度有所松动，这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刘胜飞说。而男方率先提出离婚时，女方则比较情绪化，“女方开始内心的核心逻辑是我不死心、我不甘心，我要看看你对我是不是还有感情在。”
刘胜飞曾处理过一个离婚案，离婚导火索是男方与异地女性朋友在酒店约见，男方声称只是聊天，妻子则认定丈夫出轨。女方开始要求男方写悔过书，后来条件升级，提出男方签订协议承诺婚前房产分一半给她，并附加不和婆家共同居住等条件。男方渐失耐心，认为两人无法再共同生活，遂下定决心离婚。协议离婚时，女方仔细斟酌每一个条款细节，双方反复修改离婚协议达13个版本，但最后还是没有谈拢，发起离婚诉讼。复盘这个案例，刘胜飞认为，女方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在试探男方是否对她还有感情，最终却客观上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婚姻纠纷也不乏极端案例。6月9日，微博认证账号为“苏享茂的哥哥苏享龙”，发布消息称翟欣欣已被逮捕，并发布一份《立案告知书》，显示翟欣欣涉嫌敲诈勒索。
苏享茂一案曾引起公众关注。苏享茂生前是一款手机应用软件的创始人兼开发者，2017年9月7日，37岁的苏享茂坠楼身亡。坠楼之前，苏享茂在其开发的产品上推送了一条消息，称“公司法人被毒妻翟某害死”。苏享茂在遗书中声称，他与翟欣欣于婚恋网站相识，结婚一个多月后离婚，结婚前他为翟欣欣花了几百万元，两人商议离婚后，他被翟欣欣以家中有官员亲戚及举报苏享茂偷漏税相要挟，索要1000万元分手费及海南300万元房产。
苏享茂去世后，其家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苏享茂价值近千万元的赠与，并要求翟欣欣返还近百万元现金。2023年3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称“朝阳法院”）一审宣判，判决翟欣欣退还苏享茂家属现金、汽车共计近千万元，并撤销翟欣欣海南、北京两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
这一类案件，张荆认为属于婚姻被物化的一个案例，体现出一些男性和女性的婚姻价值观，男性希望通过强势的经济地位吸引女性，并不懂得如何投入真正的情感，而一些被吸引而来的女性也不投入情感，而是把自己商品化，凭借婚姻的外衣获取男性的财富，并自认为看清了男女两性相处的游戏规则。
契约化婚姻是出路吗？
最近两年，在办理婚姻家事案件中，张荆发现，对于夫妻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相关规定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人会在婚前约定好房屋购买和装修等双方出资情况、产权登记等事项，避免日后引发纠纷。
张荆不仅有丰富的离婚纠纷处理经验，还是一名婚姻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熟知婚姻心理学，有不少朋友、客户找她咨询儿女婚事相关的话题。张荆介绍，不少家长替子女预约她的时间，“希望像我们这样有社会阅历，又经手过丰富案例，对婚姻有洞悉的，能提供一些建议，尤其是女孩的父母更担心女孩在婚姻当中受伤。”
这几年来，刘胜飞的法律服务内容越来越多元，包括案件代理、付费咨询、代写协议等业务。刘胜飞说，最近4年他们代写的婚恋相关协议达300余份，这些协议部分与出轨有关。刘胜飞介绍，一些公众受到影视剧等影响，对出轨的认识有一些误区，认为出轨一方就要“付出惨痛的法律代价”，甚至必须“净身出户”。实际上，出轨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与之相关的法律概念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需要相关证明要件。
一些典型的社会案件也在影响公众。刘胜飞观察到，一些人对婚姻缺乏安全感，担心婚姻中的隐患，需要通过签署协议保障双方权益和资产，近年来刘胜飞代为起草不少婚前协议。
刘胜飞经常谈起一个案例是，女方家境优渥，但职业普通，月入几千元，男方家境贫寒，但有一份高薪工作。两人即将步入婚姻生活，却各有各的顾虑。女方家人担心，男方家里拿不出购房首付款，如果这钱女方家里出，算赠送还是出借，如果两人离婚怎么办。男方也有疑虑，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主要由他还房贷，还会被质疑看重女方家的钱财。刘胜飞说，这种情况下，男方主动找到他，要求代写婚前协议，他提供方案后，双方谈妥签字。
对此，刘胜飞表示，公众了解到婚恋的风险后，意识到婚前如在财产方面不清不楚，并不利于婚后良好关系的建立，“传统观念认为，结婚前就想到离婚和财产的分割，这个人就是居心不良或算计，现在很多人已逐渐摒弃这种观念。”这一观念转变背后是当前家庭拥有的财产增多，婚姻纠纷和风险也增多，财产占优势的一方有担忧，而弱势的那方“也想自证清白”。与其各有顾虑，不如在结婚之前，双方就财产等重大利益问题谈清楚并约定下来。
刘胜飞认为，契约化的婚姻或协议婚姻是现代婚姻的主要出路，“依靠传统或习俗都难以应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和风险”。在刘胜飞看来，现代婚姻充满琐碎且现实的问题，从两人决定结婚起，就面临彩礼、婚房问题，接下来是生不生，以及何时生孩子，孩子谁来带、谁来抚育等等，事先两人如没有充分的沟通，任何一项都有可能成为引爆婚姻关系的“雷”。
刘胜飞同样认为，法律服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的婚姻危机。作为律师，主要关注的是当事人的诉求，“但是你的诉求满足之后，新的人生和婚姻可能还是很糟糕。破败的婚姻，不只是一方的责任。”
当前，离婚率较二三十年前确实提升不少。但张荆并不对此悲观，她反倒认为，现代婚姻的质量更高。张荆举例说，在她父母那个时代，夫妻双方吵架、打架很常见，有些家里从早吵到晚，“但谁也不提离婚，不知道哪根绳索捆着，就是离不了。”再观察自己这一代或更年轻的夫妻们，很少听到有人说天天吵架，真到了这程度，“肯定就不忍了，早离婚了。”
张荆认为，传统婚姻主要依靠基于经济基础的相互依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维系婚姻或情感的是双方的责任感和给予对方的情绪价值，“更高级了”。
不久前，张荆的一个亲戚结婚，张荆告诉对方，“你想在婚姻当中获得什么，你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张荆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婚恋教育和婚姻价值观的培养，“婚姻是一种让人最安全且受法律保护的一种非血缘的亲密关系，在婚姻关系中，它提供非常多的情绪价值，支持双方共同创造财富、共同抚育子女、实现人生理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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