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反腐中的普通医生:边吃瓜边担心 医疗反腐风暴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3-08-15据徐凯介绍，虽然他所在的医院目前受医药反腐的影响是实打实的，而他的心态更多的为“吃瓜”。据徐凯观察，眼下行业内的各大医院肯定难以见到医药代表的身影，医疗会议也停了不少。
例如，由于医药反腐，教授们都不敢出去开“飞刀”。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一堆手术，来者不拒，手术量多得飞起，教授们都在医院疯狂做手术”。徐凯在给记者留言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再如，徐凯所在的医院在开反腐会时，给了医生们一个账号，交代的话是“你们自己退”。作为一个医院工龄六年的打工人，他知道这个号和他没有关系，也知道前述指令是专门说给专家、教授这一级别的人听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退了没，但肯定有震慑作用”，徐凯表示。
“小医生”需要的是不是解决低收入而是提高收入
对于反腐，张庆文另一个观点是，“怎么样才能对行业最好？”他这一观点，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如何在收入上激励医生。二是，如何在个人发展上引导医生。
当前有关腐败的舆论中，涉及了不少关于医生收入的讨论。
薪资数据方面，据丁香园《2021年度中国医院薪酬调研报告》，以肿瘤科为例，正高职称年薪、副高职称年薪、中级职称年薪、初级职称年薪的数据分别为28。8万元、24。2万元、19。5万元、16。7万元。这一数据显示的是，不同职称的医生，在收入上存在差异。
另据人民网2021年报道，《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在其统计的18个行业门类中，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约17万、14万、13万。
并且，前述统计文本中，“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排名是第五位，人均工资是11。5万元。也就是，医生群体在国内肯定不能算低收入者。
如此一来，医生的工资问题，与其说是解决低收入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如何提高收入的问题。
毫无疑问，医生是一个门槛较高的行业，它需要大量的前期培养。同时，这个职业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也非比寻常。
徐凯表示，在国内当医生，本硕博加上规培，前前后后十余年。上班之后，疲惫的程度是，一个院区一天有大几百台手术，8点上班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都在手术室。并且，和其他工作相比，医生的职业直接和人的生命相关联，“人都是算得出来账的”。
基于此，徐凯认为，无论是以药养医还是受贿，实则是一种曲线的补偿。
张庆文则表示，收入问题是个人选择问题。他认为，其现阶段个人收入水平和工作量还是比较匹配的，但也确实是因为其所在医院相对而言没那么“卷”，个人长期本地生活，没有买车买房的想法。他也承认，如果一个外地来的医生，则面对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
和张庆文现阶段还没有更多的考虑未来职业发展相比，徐凯对医生的职业思考的表述中，流露了极大的悲观。他说，“在中国当医生很没意思”。徐凯的这句话，用另一种说法可以表达为，“晋升艰难、出路渺茫”。
在外科毕业后，徐凯去了麻醉科。在这个岗位上，他能见到形形色色的医生。其中，不乏那些连续上班40个小时的年轻医生。而和三天两夜都在拼命的年轻人生相比，一个医院的专家、教授在社会上拥有的声量显然更大，也拥有更多财富。
由于站在手术台边，徐凯也知道，“教授在一个病人诊疗里面出的力就5%，95%的事是别人做的，特别是一些比较短平快的手术，要不就不上，或者上台十几分钟，剩下的其他事情都是下级在做，但可能拿钱最多。”
徐凯认为，国内医疗系统的生产关系非常落后，人身依附的情况也客观存在。并且，和小医院相比，此类情况在三甲医院更严重，内斗时常发生。他认为，如此落后的生产关系至今没能被打破的一重原因在于，医生的“人上人”逻辑从未被打破。
徐凯表示，以小医生做科研为例，在头部医院为学术论的风气下，依靠个人显然难于登天，若再以主治医生要上夜班为例，如果不晋升，带着主治医生的身份得上一辈子上夜班。但变数是，一旦位至副高，就可以带组成为他人的老板，成为了“人上人”。
中国医生面对的压力当然还包括其晋升之路的不容易。简单来说，医生的晋升指标包括学分、论文、课题等等。但是，一个在头部医院上班的医生，工作量是非常饱和的，而要在这样的状态里做科研，疲惫程度可想而知。
并且，这种艰辛还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因为，最浅显的道理是，无论是高级别的课题还是顶尖期刊的发文，是需要“挤破头”和“抱大腿”的。而在头部医院，对高级别的课题和期刊发文属于标配。
另一方面，虽然国内时常都有要破除“唯科研论”的观点提出，但时至今日，由于医疗系统内依旧缺乏科学有效的体系去评判医生的能力，科研数据恐怕也是最容易量化和相对公平的方式。但它也使得，医疗体系内阶层和权力固化的程度会不断加深。
如此一来，在单打独斗没有机会，既有规则不容置疑，成为“人上人”的获益又很大的封闭体制内，大部分医生的选择是——卷。用徐凯的话说，“超过人类极限的卷”。而这一过程的悲剧性在于，这样的“卷”，它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形成恶性循环。
在谈及对当前反腐浪潮的看法，徐凯表述为“乐见其成”。这一发言首先有一定比例的情绪宣泄，但也包含着第二层意思。徐凯认为，它给了医生重新思考自身职业生涯终极目标的机会。
徐凯表示，当前的医药反腐，它打破了人上人的逻辑链，因为小医生会看到，他们持续奋斗的终点已经出现了变化，也就是，即使当了主任教授，也一样拿不到钱，那就更没有必要那么卷，如此一来，改变就会发生。
如果对比其他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内获得如此快捷便利的专科医疗服务，对动辄“做个CT排半个月，切个肿瘤等半年，直到扩散”的发达国家民众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徐凯认为，国家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在维持如此廉价又及时的医疗之际，公立医院付出了很多，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就是“效率”，但它同时又导致了医生的疲于奔命、灰色收入及腐败。
截至目前，也没有更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出现。归根究底，基于优质医疗的稀缺属性，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在全世界都是难题。
而早在2013年，《民生周刊》就发表过《解放医生才是根本出路》的文章。前述文章中，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就表示，“解放医生、开放市场、分级诊疗才是中国医改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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