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平均被家暴35次才会报警 平均家暴35次才报警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3-08-11很多经历家庭暴力的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
27岁的张琦，在过去一年里多次遭到前夫对她的暴力行为，先是辱骂、推搡，再到暴力殴打。两人离婚后，前夫还不止一次求原谅，张琦有过动摇，直到有一次两人逛街时，前夫再次将她推倒在地，并动手打了她。
张琦将被打的遭遇告诉父母，表示想报警。她得到的却是父母的否定——不想将事情闹大。她鼓足勇气去报警，民警认为这属于伴侣闹矛盾，并未出具告诫书，但当面批评、教育了前夫。至此，两人才彻底分开。
在对家暴的认定中，不仅公权力存在不确定性，处于家暴中的受害者的生活环境、父母的观念、周围人的意识，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对于家暴行为的认定，一部分家暴受害者甚至需要反复从外界获得确认。
“这样的经历到底算不算家暴？”这是在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后台，询问最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中的解释，明确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大多数经历家庭暴力折磨的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调查显示，面对家暴，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选择报警。
一直以来，公权力如何介入家庭关系，存在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因家庭作为公民的私人空间，传统观念认为公权力一般不便过多干预；也有人认为，公权力的过多介入，有可能激化夫妻矛盾。
王卓盈在协助解决家暴个案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民警不愿开告诫书，法院不愿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一些律师对当事人（受暴者）所处的多重困境是漠视的，也很难理解当事人常常表现出来的纠结、摇摆和退缩。
李莹在采访中表示，她会送法官《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希望他们能看到身处男权压制下的女性的真实处境；也会送上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快乐上等》给律师朋友和心理咨询师，因为只有建立更加开放的性别观念，他们才能在受害者找上门时，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任何法律制度的推广与应用，都伴随着学习、理解、适用的过程。《反家庭暴力法》刚实施时，李莹和她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公安、妇联、律师、社工等全国各地基层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的家庭暴力知识、社会性别观念等。
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复，
才有可能彻底摆脱暴力关系
有网友说，自己的母亲二婚后，被打了20年，他也被打，于是结婚后带着母亲一起生活。不承想母亲又跑回丈夫的家，结果再次被打，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报警，找村干部、找妇女主任，然而最后母亲还是原谅了丈夫，但网友表示自己不会原谅。也有网友表示，曾几何时，自己非常看不起和母亲一样遭受家暴且长时间隐忍的女人，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没有骨气离开……
在《走到春暖花开：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中，李莹提到了冬梅的故事。2016年，因为遭受丈夫家暴，冬梅抱着3岁的孩子从家里逃了出来，李莹帮助冬梅申请到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帮助她顺利完成诉讼离婚，帮她找到合适的出租房，妇联也帮孩子办理了转学。但没过多久，冬梅又回到前夫身边。
李莹说：“从源众服务中心大量的个案情况来看，大部分遭受家暴的受害者会选择继续留在婚姻里。无论她是撤诉，还是复婚，我们都会尊重本人的真实意愿，理解她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是她，她最后的选择，有她的理由。”
为什么家暴受害者难以离开？李莹在自己的书中写到，这与受害者面临的多重困境有关，也与特殊的心理状态有关。在大众认知里，家暴往往被认为是小事，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这些观念像枷锁一样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家暴受害者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又很久没有工作，如果离婚，没法养活自己和孩子；还有人是为了孩子，认为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单亲家庭很多时候会受歧视；她们甚至会受到威胁，如果想再婚，施暴者就扬言要杀害其全家。当然，也有公权力介入乏力、支持不足的原因。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存在，让她们陷入现实的困境里。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科在对数百名受家暴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经受家暴的妇女会因为习得性无助，变得难以离开施暴者。雷诺尔·沃科将这种特殊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
李莹说：“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一直处于恐惧、焦虑、无助、认命的精神状态里，内心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她们会不自主地强化对方的能力，矮化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客观地认识现实状况。”
另外，长期遭受家暴者还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李莹解释说：“劫匪与人质在相处的过程中，双方的心理会发生变化，人质会理解劫匪，会认同劫匪，如果劫匪有一些非常温情的行为，人质会很感动，以失去理性的状态对待劫匪。”
研究显示，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复，才有可能彻底摆脱暴力关系。
就像电影《消失的她》中，沈曼对李木子说：“你不要相信一个赌徒会改。”李莹说，同样，施暴者也不会主动停止暴力行为。
反家暴，需要建立多机构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
在具体的家暴个案中，如果受害者需要法律支持，王卓盈首先判断家暴受害者是否存在伤情，如果有，先取证——去医院检查，拍伤情照片，将其作为固定证据进行保密式保存。她会告诉受害者先下载网盘，上传照片后设置为私密状态，并设置密码。
2016年后，源众服务中心将服务调整为以法律援助为核心的综合性支持模式，同时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心理支持、生活救助等多方面的支持服务。
“反家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家机构无法解决家暴受害者的所有问题。”李莹认为，反家暴需要建立一个多机构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这里面涉及派出所、社区、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医院、学校、民政、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等多机构、多部门的支持。而当下，中国反家暴的联动机制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庇护机制也没有被有效激活。
《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确表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然而现实情况是，妇联没有行政执法权力，调动各部门的能力很有限。在具体的联动机制中，以什么样的方式联动？谁来牵头？如何配合？结案标准是什么？
目前国内各地区的庇护所大多设立在救助站，可提供10日的庇护，但地点偏僻，也无法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入住门槛较高，知晓度非常低。而在美国的庇护所，遭受暴力的女性可以在庇护所居住3—24个月，并得到综合性的庇护，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就业培训等。
李莹从2002年开始关注妇女儿童权益，受理了500起与家庭暴力、性骚扰、抚养权有关的案件。作为中国反家暴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之一，她感受到大众对家暴“零容忍”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在具体的家庭暴力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间大大缩短，现在最快仅需6小时；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数量也明显增多。另外，部分城市成立了妇女和少年儿童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法官的理念、专业性、专业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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