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急诊室:2分钟接诊一个病人 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3-01-12生死急诊室：2分钟接诊一个病人，急诊室里的“生死时速”
一周7天，10080分钟，急诊科医生孙东辉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2023年第一周，他所在的三甲医院急诊和发热门诊每天涌入1000多人，是平时的一倍多。医生们相当于不到2分钟就要接诊一个病人。孙东辉耳边除了医疗器械的“嘀嘀”声外，听到最多的就是，“医生，快来。”
刚给一位老人插上管，孙东辉耳边再次传来急救声。他是某三甲医院医生。
“快！患者高烧、晕厥，呼吸心跳骤停！”同事在一旁大喊。孙东辉冲过去，对患者实施胸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使用呼吸球囊，将抢救药物通过静脉注入体内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一气呵成。
几分钟后，患者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孙东辉舒了口气。
这是发生在1月1日晚上8点多的一幕。这些在外人看来惊心动魄的抢救场景，对孙东辉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这一个多月来，他所在的急诊大厅每天熙熙攘攘，犹如春运。
孙东辉就职的这家三甲医院，在华北地区名气颇高，是当地收治患者最多的医院。疫情政策放开后，医护人员面临的压力更是前所未有。“最近急诊和发热门诊每天都来1000多人，是平时的一倍多。”孙东辉说，相当于24小时不停歇，不到2分钟就要接诊一个病人。其中近一半患者超过65岁，几乎需要抢救。
为了保证这段时间人手充足，医院将600多名医护人员“钉”在了急诊和发热门诊上，24小时轮班工作，大多人吃住在医院。新的一年开始了，但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改变。
2023年第一周，仍有数不清的病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急诊大厅。
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患者们多会自带折叠床，在急诊大厅找空隙躺下，等待医生问诊。陪同家属一脸茫然地穿梭在密密麻麻的输液架和氧气罐之间。
急诊大厅温度很高。隔着N95和面罩，孙东辉能感受到黏稠的空气吸入鼻腔：“既有病患呼出的气体，也有消毒水和药物的味道，太难受了。”
“医生，快来”
快一个月了，孙东辉一直没回家。虽然每天只上8小时小夜班（17点-24点），可他担心将病毒带回家，索性吃住在医院，家里大小事情都顾不上。
这意味着，只要一穿上防护服，就要在8个小时内不吃不喝，也尽量不上厕所。
孙东辉所在的急诊科，是全年、全天不间断接诊的部门。新冠疫情以来，他们既要落实防疫要求，又得保证急诊质量。防控政策放开后，大家本以为能轻松些，可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阳性患者和有基础病的人。
正式进入急诊大厅前，患者要先在门口预约分诊登记、量体温、测抗原，每一步都有医护人员陪同。这部分工作多由实习生承担。完成这些前置程序后，医生会根据情况，将患者分为5个等级——危急、危重、急症、轻症、非急。前三种病症，救治时间最短不能超过半小时，后两项则至少要等一两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
确定等级后，危急病人会被送入单独病房，危重患者则能分到有很多床位的红区病房，急症人员被安置在急诊大厅一侧的黄区病床上，其他人要在大厅里的绿区耐心等待。
也因此，红区、黄区、绿区的医护人员会呈现出两种工作状态——前两个区域一直在插管、上呼吸机、心肺复苏，后者多是查体、抽血、输液。
孙东辉最担心的还是那些危急患者，尤其是感染了奥密克戎的危急患者。
1月2日晚上10点多，救护车送来一位发烧且无法自主呼吸的老人。孙东辉和同事接诊后，马上对其进行紧急气管插管抢救，老人症状稍稍得以缓解。随即，这位老人又检测出新冠阳性，双肺已严重感染。由于该类老人普遍有基础病，抵抗力非常差，会给治疗带来诸多复杂性，孙东辉赶紧联系其他科室进行会诊。
刚处理完老人的事，急诊又来了一位阳性的主动脉夹层病人。这位60多岁的男性不仅胸部疼痛，血压也急剧下降。并且，他的胸主动脉随时有破裂可能，必须马上手术。于是，孙东辉又赶紧联系相关医生。
处理完这名患者的情况，已经24点了。孙东辉拖着疲惫的身躯和大夜班（24点—早上8点）同事交接，按程序脱掉防护服，给自己全身消毒，开始吃饭、洗漱。
真正入睡是凌晨两点以后了。躺在宿舍的床上，他终于有时间好好看手机——几乎每次下班，他都能收到几百条微信，大多是亲戚朋友发的，内容无非是咨询病情或想让其安排住院。对于询问病情的人，孙东辉能答尽答，但对想找关系的朋友，他婉拒了。每天处理完这些事情，他才能安心入睡。
按照医院的制度，孙东辉可以休息一整天。但他白天睡不着，近段时间因为人手不足，他常被急诊拉过去帮忙。
下午5点，孙东辉又开始了小夜班。1月3日这晚，他刚接班，救护车就将一名阳性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送到急诊。孙东辉马上为他插管，恢复心跳等生命体征后，又赶紧联系手术事宜。这个病患才放下，又一名抗原阳性老人过来了。老人说自己突然四肢无力、头晕恶心，脖子疼痛难忍。孙东辉和同事赶忙安排其查CT、做核磁，发现是多种脑部疾病，马上又安排手术。
事实上，这些危急病人，孙东辉后期根本不用再管，但有时他会多问几句。比如前几天，一个中年女性患者“转阴”后突发心肌炎，转入重症医学科。
这段时间来了很多“转阴”的心肌炎病人，孙东辉也想知道到底该怎么治疗。他主动问了重症医学科医生，对方说：“给她联合了IABP（主动脉球囊反搏）和ECMO（人工肺）治疗，恢复情况很好。”
了解完情况，孙东辉转过头继续忙手头的患者，给他们上呼吸机、支气管镜、气管插管、吸痰……站在红区和黄区的病床前，他耳边除了医疗器械的“嘀嘀”声外，听到最多的便是：“医生，快来。”
可有时候医生确实没法及时赶到——一是忙不过来，二是被防护服包裹的他们，听力会受到些许影响。孙东辉和同事也总因为没能及时回应患者疑惑，而被家属谩骂指责。
他委屈，但也没办法，“每个人都有手机，我要敢还嘴，人家一拍发网上，不仅毁了自己，医院名声也会受损。”他忍得了谩骂，但有一类事情总让他揪心——由于平时极少有时间关心家人，很多医护人员往往直到家人来急诊看病时，才知道他们病了。一提到这些，孙东辉就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作为医生，连家人都无法保护，我们肯定是失职的。”
1月4日晚，他一个同事的父亲到急诊看病，这位同事和父亲说了不到一分钟话，门外又来了辆救护车。
车上下来的是一名70多岁的老人，新冠阳性，发烧数日，胸闷气短。经过检查，老人不仅肺部有问题，血氧饱和度也在下降。孙东辉和那位同事赶紧给他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忙完手里的活，这位同事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她打了电话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了另一家医院，“你们这太忙了，我也没那么严重，你快忙吧。”
挂了电话，这位同事在原地哭了起来。
绿区与折叠床
相比对重症患者的救治，急诊大厅的绿区显得有些“草率”——这个区域的患者病情相对较轻，更多时间里，他们在等待与忍受。
没有危急、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时，孙东辉经常在绿区待着。由于病患太多，整个区域显得慌乱嘈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是黑压压一片。护士推着转运床、配送物资小车，不停在人群中穿梭。
绿区没有病床，只有些用于输液的椅子。椅子上永远坐着人，新来的病患只能自己找地方躺下或坐着。医生和护士甚至会提醒一些家属，去医院附近买张折叠床。
也因此，不断有人拎着折叠床进来。这种简易床每个售价100元，有人用完后，会低价出售给其他患者。至于床放到哪里，医院根本不管，哪里有位置，就塞在哪里。
随着大量病患涌入，急诊大厅、诊室走廊、药房前侧、厕所旁边以及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都摆满了折叠床，床下放着夜壶、洗脸盆、洗漱包和各种颜色的被褥。床上躺着的多是老人，他们大多眼睛紧闭，在呻吟声中消磨生命，家属或在旁鼓励，或呆呆地坐在马扎上一言不发。
“大多都有基础病，这段时间过来的，又多是肺部感染。”孙东辉直言，轻症病人虽然比较好处理，但除了输液外，很多人也得吸氧、做心电监测。
在绿区的医护人员丝毫没有自己的时间——他们只要一出现，马上会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问诊，有人让看片子，有人需要换药，每个人都火急火燎。
事实上，虽然划分着绿、黄、红几个区域，但在实际工作中早就混乱了。“这里流动性太强，患者病情变化又快，每个人必须有更迅速的处置能力。”孙东辉透露，绿区也有不少危重病人，因为医院腾不出床位，只好让他们躺在这里。
这意味着，绿区的医护人员每天也要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意识障碍、呼吸衰竭、脑血管病、室颤……这些人不是上呼吸机，就是插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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