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印度疫情日记 三名中国人的印度疫情日记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1-05-13“疫情对印度人来说就像发烧一样正常”
相比于第一轮疫情,这一次疫情暴发后的防疫措施反而更不严格。陈莹记得,第一轮疫情暴发后,政府对全城封锁。如果你随意出门被当地警察发现,可能会被责问。相比于此,这次的限行措施目前只有“宵禁”。
宵禁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晚上8点左右,就会有警察开始驱赶在街道摆摊的商贩,周末也有一定的出行限制。除此之外的时间,人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切如常。街上的超市和饭店照常开放,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选择去饭店里堂食。“疫情对很多印度人来说,就像发烧一样正常。”陈莹感慨。
疫情严重后,陈莹将自己的出门频率缩减到了每周两三次,除了必须要出门倒垃圾和买水,其他时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去超市采购蔬菜、水果和面,基本一次性囤够两个星期的量。
每次出门必须的防护装备是:两层口罩、手套、护目镜、消毒液和消毒湿巾。这样齐全的装备在印度的街上不多见,“每次我戴护目镜出门,回头率都很高。”
杨鑫所在的学校虽然关闭了线下课程,但学生们的活动课还正常举行,因为学校里没有超市,学生们照常去食堂用餐。杨鑫说,有感染症状被隔离的学生也会来食堂吃饭,只不过他们单独坐一桌,但排队打饭还是在一起。
一些同学为此向学校申请:既然食堂都是开放的,那游泳池也可以开放,其他类似的公共场所没有理由不开放。
杨鑫能感觉到自己去印度后,对疫情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在国内大家都对疫情很警惕,在印度,疫情已经变为生活的一部分,学生之间谈论的反而较少。
学校里同学们照常出入教学楼和食堂,寝室之间相互串门,杨鑫报名的唱歌小组常规活动没有落下。浦那当地规定,举办活动需控制在三十人以内,有时二三十个同学还会聚在一起开pArty。
第一轮疫情时,袁小绍一周要去两次工地。公司项目工地管控严格,来到印度的员工需要先居家隔离十几天,提供检测报告,才可以进出工地。“工地对我们来说算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去年年底,项目周边每天就有二十人左右确诊,县里的确诊人数每日五百到八百人不等,袁小绍所在公司的本土员工也有不少确诊,那时他就已非常紧张。现在还留在印度的公司同事已经不敢再去工地了。
据袁小绍所知,身边很多印度人对疫情没有太多恐惧。“他们觉得天气一热起来,疫情就会好转,也有些人认为印度人天生身体素质好,即便感染了,康复率也会很高。”
或许是因为不同的信仰,袁小绍觉得印度人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在印度的死亡赔偿很低,他们更看重来世。”
第一波疫情稍有好转时,袁小绍注意到,印度当地的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有所减少。媒体可能会用大幅版面报道“莫迪参加祭典”类似的新闻,而报道疫情的版面很小。
“睡不着觉时,我在想怎么活着回去”
杨鑫当初选择在印度就读,是源于充满好奇,“我觉得可能在印度会碰到一些神奇而有趣的事,没想到碰到了疫情,只能在学校待着。”
4月底,学校通知印度疫情不太乐观,短时间内不会恢复线下课程,希望还在印度的留学生尽早回国。当地人很多感染了新冠,加之国内父母的担心和催促,最终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杨鑫顺利从新德里出发,在德国转机,回到了国内。
袁小绍也于第二轮疫情暴发前回到了国内,目前他所在的公司驻派印度的员工只剩下两位,他们或将于近期乘从德国中转的飞机回国。纵相新闻记者与其中的一位取得联系,他表示这条德国中转的航线出现了问题,现在他们正想办法从斯里兰卡转机。
从这位尚留守印度的员工口中,不难听出担心和焦虑,袁小绍向记者解释,他们从去年印度疫情开始时,就几乎不怎么出门,“这么长时间下来,肯定憋坏了。”两位还未“逃离”印度的员工几乎每天都向公司反映,希望尽快安排他们回国。
相比于杨鑫和袁小绍,陈莹没那么幸运。她还没等到可以回国的机票,现在和另一位中国同学合租在校外的一间屋子里,线上网课因为网络原因常常取消,能衡量时间的便是每日雷打不动的三餐。
为了减少出门购买物资的次数,她把早餐简化,一张素食饼,夹几片蕃茄,涂一点芝士,就是一顿饭。吃不好也睡不好,体重蹭蹭地往下掉。
她在想,最坏的情况就是感染上。病毒看不见也摸不着,能不能躲过全凭运气。
但这些担忧她都不能告诉父母,“他们每天看新闻,心情已经很抑郁了,我要是再说这些,他们连饭也吃不下了。”陈莹注意到,疫情后,父母因为担心,肉眼可见地变瘦了。
她在心里已经做好计划,如果感染后的症状不严重,就独自在家吃药,抵抗病毒。“现在印度的医院满是交叉感染的风险。”
原本今年六月可以顺利从印度毕业的陈莹,现在不知道经疫情一拖,何时才能回国。睡不着的时候,她也时常想,怎么活着回去。
除了等待,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有机票,就立马回国,顾不上学业了。”陈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