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无鱼之困 长江无鱼之困详情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19-12-09呼吁十余年后,长江禁捕迎来了实质性进展。但十年禁捕的政策落地,并非易事。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00多公里,流经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长江流域涉及长江经济带,沿岸人口密度大,叠加产业活动,人类活动高度密集,这是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任文伟说。
长江禁捕涉及11万条渔船,近28万渔民。长江办主任马毅坦承,这么大的江面,过几年渔业资源一旦恢复增长,对退捕渔民的利益诱惑更大,管理难度非常大。
这在此前四个月的春季禁渔期,有过不少前车之鉴。刚实行春季禁渔时,夏德军很头疼,他是安徽省马鞍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渔民都有侥幸心理,常常在半夜开船偷捕,电捕捕得很快,只用一两个小时。执法人员在岸上办公,接到举报后,要接上举报人,再开船去执法地。等他们到了现场,只剩下漆黑、安静的水面,偷捕渔民早已没了踪影。
即使撞见了偷捕现场,渔民会开足马力逃跑,而执法船普遍太老旧,追不上违法船。夜里执法,有时候会出现渔民暴力抗法的情况,也很难保证执法和被执法人员的安全。
长江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基层执法存在众多难题:长江江河湖泊众多,湖泊面积广,江河岸线长,基层特别是县级渔政执法人员少,队伍结构老龄化,渔政基础设施装备不足。春季禁渔实施了17年,从法律到政府明令禁止各种有害渔具,非法捕鱼仍然屡禁不止。一方面,取证难、执法难度大;另外,基层执法也存在“有案不送”“以罚代刑”的问题。
“法律的漏洞是渔政执法存在的最大现实问题,非法捕捞违法成本低,所以屡禁不止。”长江办表示。
而十年禁渔,难上加难。“十年禁渔和以前的春季禁渔相比,在执法难度上不是一个级别。一缺人,二缺钱,但最核心的还是缺人。”夏德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县级渔政执法部门只有几个人,全天加班,没有加班费,甚至盒饭钱都要自己掏。
马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十年禁捕之后,长江办也会推动各级政府加强渔政执法的投入和队伍建设,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推动集约化管理。同时,他们也在打造跨部门长江水上联合执法平台,在交叉水域、重点时段重点打击。
在马毅看来,推进长江十年禁捕,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十八大以后,对生态文明建设,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力度、推进深度都是空前的,各部委都很支持。但挑战也很大,很多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比如水生生物监测,以前是利用渔民捕捞的渔获物,如今要在技术和管理上创新,在生态修复上创新。”马毅说。
岂止禁捕
人类活动对长江河道和自然岸线的开发力度之大,曾让任文伟触目惊心。
任文伟曾和团队去长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电开发,有的水电站是通过环评合规建设的,有的是地方私自开发。水电站周围植被破坏严重,山体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吨位极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团队一路乘船到长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码头、港口、工厂,自然岸线越来越少。
早在2007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当时业内就已经达成共识,影响长江渔业资源的根本原因不是过度捕捞,这只是原因之一。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挖沙采石、滩涂围垦等高强度的人类活动,都在破坏着长江鱼类的生存环境。
“治理长江病,我们农业部的职责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仅通过十年禁捕,就能让长江的生态恢复,这不可能,也不客观。” 马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们只能去掉一个因。”
过去数十年,长江中下游绝大多数湖泊失去与长江的自然联系,加上不合理地围垦,使支撑长江鱼类的有效湖泊面积减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响水生生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工因素。长江办给《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水坝已经超过52000座,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规划的大型电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7年底,长江沿线10省市已建成小水电2。41万座,333条河流不同程度断流,断流河段总长1017公里。
水电站的建设,不仅阻断了鱼类游回产卵场的路,也改变了长江的水文和水温条件,导致鱼类产卵量大大降低。任文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可否认,水电站对长江沿岸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如何从流域整体来考量:一条河流到底要建多少水电站?在哪里建以及如何建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水污染也是威胁水生生物的重要因素。2017年,长江流域工业废污水排放总量超过300亿吨,接近或相当于黄河枯水年份的水量。任文伟介绍,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水生生物死亡,或抵抗力降低,疾病增多”。
“更大的因素是气候变化,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会叠加在栖息地丧失和水污染等因素上,加剧水生生物的生存困境。”任文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