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回应秦孔之争 孔丹回应秦孔之争详情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19-07-21凤凰网财经:2007年,中信银行在香港和上海A+H股同时上市。当时顺利吗?
孔丹:2006年3月,我们启动中信银行上市工作。2007年,我们分别带队去欧洲、美国等地巡演。一开始,我们给证监会争取了40倍市盈率,最终,我们的认购倍数达到90倍,创造了当时中国银行业上市的最高纪录。最终,融资总额基本达到60亿美元,这对当时中型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业绩。当时有同事还打赌,如果认购倍数超过招商银行,每人给他五美元。最后,这个同事赚得盆满钵满。
中信银行上市,当时给投资人预测利润是每年57亿元,2007上市那年就达到了81亿。我就拿着“81亿”跟马凯交卷。我说:“超过当年跟你说的预测,干干净净的真实利润。”
凤凰网财经:当时上市成功,您和王军先生庆祝了吗?
孔丹:我们没有单独庆祝,王军有军人风度,他不喜欢喝酒,我可能在农村插队养成了习惯喜欢喝酒,比较江湖气。
不过,对于中信银行的上市,我们都非常高兴。如果没有这个转折,我们可能经受不住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中信银行的助力,中信集团整个盈利也有很大提高,从2001年的60亿元到2007年的160亿盈利,2008年,我们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们净利润为203亿,2010年已经到320亿,银行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
孔丹谈泰富危机:常振明当时夜不能寐我还睡得着
凤凰网财经:中信集团即将迎来30周年庆时,正值2008年金融危机那一年爆发了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澳元期货合约危机。当时为何决定出手救市?现在来看,这个方案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孔丹:当时,很多人在背后议论,中信可能成为“雷曼第二”。我当时感慨,不知明年今日是何处。常振明夜不能寐,我还睡得着,因为我进过监狱没什么怕的了。王军大哥还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这恐怕是中信迄今遇到的最大危机,颠覆性的危机。”我说:“如果把我的乌纱帽摘了,我也无话可说。”
危机爆发后,我们从早到晚开会,在小黑板上列出救与不救各自的优劣问题。如果救,用什么方式?是否可以壮士断臂?如果不救会进一步造成交叉违约,而此前爆发全国信托危机时,全国都在赖账,唯有中信坚持兑付。这是中信的生命线,不能丢。
最终,中信集团决定出手施救,决定中信集团融资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它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2/3接到中信集团里。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2008年12月19日,上述方案两个方案均获得股东大会99%票数通过。
我们亏了吗?我们算了一笔账,虽然我们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当时市价4港元,相当于高于市价一倍买了股票,但净资产每股为16港元,相当于赚了8港元。后来每股涨到了15-16港元,中信泰富当年恢复了正常运行,次年净利润达到了59。5亿港元。
后来,中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焦炭又开始供应了,澳元也升值了,从7毛升到7毛以上,最终,算下来我们还赚了6-7亿美元。当时,我和常振明进门第一件事不是看股价,而是先看美元和澳元的汇率。当时,我记得去王岐山同志那儿作汇报时在门口碰到马凯同志。他还对我说,“澳元涨到7角1分喔。”我说,“你还替我操心呢。”
原本,中信银行上市后不久,我和常振明就提出了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计划,但后来被泰富危机打乱了。这次注资泰富使得中信集团持股从30%左右上升到65%左右,这一举奠定了2014年中信集团借壳“泰富”整体上市的基础。
凤凰网财经:2010年12月,您从董事长职位卸任。中信这10年有什么感触?有遗憾吗?
孔丹:光大领导层更换太多,中信相对于比较稳健。在我任董事长期间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推动中信银行上市和处理中信泰富危机。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2009年,中信集团第一次进入世界五百强,排名第415位。去年在常振明董事长的带领下达到了149位。我那时特别想做的事儿是实现中信集团整体上市,后来它实现了,也是香港的蓝筹股,所以,没有什么遗憾。
我很欣慰,我在企业干了几十年,2010年,在我退休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找我谈话,对我工作充分肯定。习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和欣慰。2011年,中央对我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这次审计一共有13个特派员办,审计工作人员达数百人之多。最终,中央肯定了我这40年的工作。这一次审计相当于对我个人虽未“盖棺”先“定论”。我算是荣退了,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