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回应秦孔之争 孔丹回应秦孔之争详情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19-07-21孔丹回应秦孔之争 孔丹回应秦孔之争详情
“半生长卷已斑斓，更有殊才上笔端，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2012年，孔丹过65岁生日时，时任国务委员马凯送给了他这首诗。
“我是很本色的人。”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坦然道，“我也想过率性的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回首我这一生，很多时候都在被动地做选择。”
孔丹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为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他曾因“西纠”两度遭到囚禁，父母也因此被名为“西纠黑后台”，父亲被关押多年、母亲自杀。这段经历是他一生的梦魇。
1978年孔丹考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其开门弟子。硕士毕业后，历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掌管两大央企期间，成功主持应对了光大信托巨额亏空事件，中信银行三百亿不良资产处置以及改制上市和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的三次重大危机。在他的带领下，中信集团成功渡过2008年金融危机，并于2009年首次进入“世界500强”。
1984年是孔丹的转折点，他称这次转折是他唯一的一次主动选择。此前一年，王光英组建了光大，他亲笔给张劲夫写信力邀孔丹加入光大。时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孔丹的老大哥王军也极力说服孔丹去中信。而张劲夫则希望孔丹继续从政。最终，孔丹选择了光大并将秦晓推荐给了王军。“我这一生一直处于被动的选择，别人可能有很强的主动权。去光大、中信还是从政，这是我回想第一次自己做的选择。其他的选择，我基本跟着实际的变化而变动。所以，我不后悔。”孔丹说道。
他被誉为光大四朝元老，谈及光大的16年，他表示自己有遗憾，“光大的发展不如人意，波折比较多，领导更换太多，不像中信一路发展下来有比较平稳的领导班子沿袭和过渡。”
2000年，孔丹离开光大正式加入中信集团，与自己的老大哥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搭档了6年。期间，他们共同推动中信集团的更名改制，奠定了中信集团金融业的发展方向。2006年，掌舵中信集团近11年之久的董事长王军卸任后，孔丹接棒。谈起在中信的10年，孔丹说：“在我任董事长期间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中信银行上市、处理中信泰富危机。我那时特别努力想做的事，即中信集团整体上市，最终也实现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
“我不得不承认，实践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国企干部。我不像很多企业家会说自己成功，我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转危为机，败中求胜。我很多事都被推着走，光大信托不是我拉的屎，我得去擦屁股；中信银行不良贷款是长时间发展积累下来的风险问题，它也不是我直接造成的；泰富危机并不是我惹的祸，但我们最终还是救了它。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被逼着去应对。”孔丹说道。
2010年12月27日被正式宣布卸任中信集团董事长。“我很庆幸，在我退休的时候，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找我谈话，对我工作表示认可和肯定。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虽未盖棺但已有定论，我觉得就该可以了”。
原本功成身退的他以为可以归于平淡，但2013年的“秦孔之争”再次将他卷入舆论漩涡。“我很无奈，这个转折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但网上传言我们吵架、骂脏话，这绝对是造谣。我和秦晓只是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我们毕竟还是发小。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完成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后不久，孔丹开始筹备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4年8月，基金会正式成立，孔丹担任理事长，并为中信基金会制定了三条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提出，“以前跟商界朋友叫呼朋唤友，现在跟理论界叫称兄道弟。现在已经快5年了，这是一个虽然艰苦但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从经济战线转到了理论战线。”
“我很少说，为什么我不想从政？因为枪打出头鸟。在文革初期我也有错误，但是后来已经纠正了，而且那并不是我的初心。我很多事情都被推着走，没有选择。”孔丹说道。
孔丹回应秦孔之争
1982年至1984年，您到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办公室工作，担任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秘书。当时，您的导师吴敬琏先生希望您出国深造，后来为何选择了从政？
孔丹：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批中国学者到美国做一年期访问学者，结果这时任命我当秘书的调令来了。时值张劲夫同志从安徽调任到北京，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当时，我非常犹豫，原本我已认定要在经济学理论领域走下去。劲夫同志就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这个机会很好。搞理论工作也要解决实际问题，我这里可以接触各方面的人，也有很多你熟悉的年轻人，你们可以多沟通。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样，我就离开了理论战线转而从政了。
凤凰网财经：您在2017年出任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早在您任张劲夫秘书期间，就参与了著名的“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莫干山会议成果，坚定了中央物价改革的信心。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哪些学者给您的印象深刻？
孔丹：在1980年代，我跟一群同时代的年轻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们在莫干山研究一些关于改革开放实践方面的问题，我听了非常感兴趣，当时就给劲夫同志提出想要听会的想法。后来，我就去了。我记得当时有农村政策研究院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号称“四君子”，还有徐景安、周其仁等。
我记得到了莫干山那天，大家讨论激烈，彻夜未眠。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我当时就把各种意见搜集起来，整理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劲夫同志。劲夫同志看了材料后，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再次听取了大家的意见。
我参与了莫干山会议不太准确，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他们的铺路石和传声筒。但这个作用在当时没有人能替代，我提供了一个渠道，将大家的意见上达到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去。特别关于物价改革的讨论，当时莫干山会议讨论了渐进式、双轨制式甚至彻底市场化的改革，这对之后物价改革形成了助力。当时劲夫同志也是国务院物价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决策层也一直在研究物价改革的问题。为此，劲夫同志还多次跟陈云同志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最终，物价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
孔丹谈“光大16年”：有遗憾但不后悔
凤凰网财经：1983年，您加入光大集团，负责沿海城市业务部。为何想到去企业发展？当时，时任中信业务部副总经理王军先生也极力邀请您加入中信。为何最终选择了光大？
孔丹：1984年，我正要离开时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同志时，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此前一年，王光英同志组建了光大，他亲笔给张劲夫同志写信邀请我加入光大。当时王光英的助手李新时、刘基辅还找到我专门说到那封信，我说劲夫叔叔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后来，我去家里找劲夫叔叔，他半天不说话，之后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然后拿出一封信说，确实有这样一封信，但我不希望你走。他希望我从政，去做党政干部。
当时，王军也找到我，希望我加入中信。因为我的事情，他还给中信创始人荣毅仁讨价还价，说“孔丹去光大职务较高，如果加入中信至少也应该是部门副总经理职位。”那时他自己也就是业务部副总，足见他对我的看重和厚爱。
最终我还是选择去了光大，王军因为这个事情记了我一辈子，随时敲打我，说我嫌他给的官小所以没有选择中信。我当时给他解释，“我愿意追随你，但中信人才济济，光大更缺人。”这么诚心实意的老大哥，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我就给他推荐了秦晓。我说秦晓各方面都比我强，而且英语比我好，比较适合外贸工作。他痛骂了我一顿，最终，还是接受了。
凤凰网财经：1990年，光大差点被取消了，后来怎么保留下来了？
孔丹：当时社会舆论汹汹，公众认为工商联公司、光大、中农信、康华和中信五大信托公司谋取私利。当时在北戴河开会，第一次决定保留中信，撤销其它四大信托公司。
当时，我和光大一些老同志写了联名信。我们提出，“光大已在香港经营多年，建立了多方联系，如果撤销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当时光英同志已担任副委员长，作为创立人，他肯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光大被成功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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