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朝鲜首位女外相崔善姬 崔善姬当选朝鲜首位女外相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2-07-05揭秘朝鲜首位女外相崔善姬，崔善姬当选朝鲜首位女外相
在美国、韩国政府有关朝鲜“即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传闻愈演愈烈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调整了外交班底。在6月上旬举行的劳动党八届五中全会上，原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即被“扶正”为外相。不到60岁的她，由此成为朝鲜第一位女外相。
与前任李洙墉、李勇浩、李善权等不同，对美事务是崔善姬长年的工作重心。从上世纪90年代朝美双方初步接触，到2003年六方会谈启动，再到2018年至2019年间的朝美领导人会晤、高级别会谈、工作层级会谈及“半官半民”对话，崔善姬均有参与，从随员、翻译逐步成长为朝方主要代表。韩联社等媒体因而将她履新外相和朝美重启对话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
知名朝鲜事务专家、美国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迈克尔·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任朝鲜外交官中，崔善姬确实是“对美谈判最有经验、参与对话最多的一位”，且一直通过不同渠道与美国国务院及智库人士保持“信息畅通”，麦登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谈到对崔善姬的评价，麦登将她称为“这一代人中的顶级专家”。
然而，“顶级专家”如今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是“顶级困难”。新上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已决定采取比前任更为强硬的对朝政策，包括以军事手段回应北方的武器试验。忙于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美国总统拜登则无力真正关注朝鲜问题，纽约亚太和平研究所原所长马克·巴里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拜登对朝鲜的反应“永远是增加施压，而不是调整政策”。
在此背景下，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朝鲜外务省“换帅”未必意味着朝美对话可期。“朝美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崔善姬深知这一点，但在没有最高领导人授权的情况下，对话无法展开。我们只能希望美方能推动真正的、涉及缓解对朝制裁的‘大交易’；韩国新政府也应营造对话气氛，而非升级安全危机。”韩中友城协会会长、原青瓦台国政运营室局长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强对强、善对善”
2019年2月28日，越南首都河内，朝美领导人峰会突然宣告破裂。《纽约时报》援引与会美国官员的回忆称，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崔善姬是最后一位与美方在谈判桌上对话的朝鲜高官。她向美国提出朝鲜的底线：愿意把宁边核设施完全拆除，换取解除部分制裁。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要求朝鲜同时销毁另一处“未公开的核设施”。当天夜里，崔善姬最早对外透露了谈判破裂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朝鲜代表中，崔善姬的职位最低，年纪也最轻。麦登指出，另两位陪同金正恩出席会晤的外交高层，即时任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洙墉、外务相李勇浩，都是朝鲜“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人物，崔善姬则是“第二代”。
上世纪70年代，朝鲜与63个国家密集建交，“第一代”外交官登上国际舞台。同时，朝鲜开始系统培养新一代职业外交官，1964年出生的崔善姬是第一批参与者。她年轻时就赴欧洲留学，在马耳他学习英语和历史，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学习外交课程。这两个国家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和朝鲜建交。
80年代，崔善姬回国进入外务省北美局和美国研究所任职，参与朝美对话。2003年六方会谈启动时，她是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桂冠的翻译。曾参与六方会谈事务的马克·巴里回忆，崔善姬最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英语很好”。后来，她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卡特访问朝鲜时都担任了翻译。但更重要的是，韩美外交官们发现，这位形象精致、偶尔还染发烫发的朝鲜翻译，在谈判中“比其他许多朝鲜人更善于解读美国对手”。
和“第一代”外交官们在接触美国人之前只能通过书本和少量影视剧了解美国不同，崔善姬的欧洲游学经历是“沉浸式的”“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麦登称，崔善姬不仅熟读美国经典读物，也“看了很多英语世界其他国家的书，比如《傲慢与偏见》”。她还关注并了解美国流行文化，注意搜集不同方面的美国社会信息。
2016年升任北美局局长后，崔善姬频繁出现在奥斯陆、斯德哥尔摩等地的朝美“半官半民”对话中，得到进一步历练。最近20多年来持续参与此类涉朝二轨对话的欧洲议会前议员格林·福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这些对话的议题“没有任何限制”。
2018年3月，在金正恩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信息、达成会晤共识之际，崔善姬被提升为外务省副相。起初，她负责朝美多条对话轨道中的工作层级对话。到第二年，她晋升为外务省第一副相，成为朝美高级别对话的朝方首席代表，并主导了2019年6月最后一次“金特会”前夕的谈判工作。
一些美方人士因此指责以崔善姬为代表的“第二代”外交官比上一代更强硬，并缺乏灵活性。河内峰会前后多次和崔善姬谈判的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副国务卿比根后来宣称，朝鲜同行们“只会重复官方立场”。2020年7月，在崔善姬批评美方将朝美对话作为“处理政治危机的工具”后，比根公开表示，崔善姬“拘泥于陈旧的思维模式”、“总专注于消极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创造性地思考哪些是可行的”。
在麦登看来，这种观点其实反映了美国对朝政策界存在“误区”，即“以为熟悉美国的朝鲜人会更亲美”。事实上，崔善姬的对美政策立场“比那些不长期从事对美谈判的人更为强硬”。《纽约时报》亦指出，金正恩选择崔善姬而非已被美方视为“开放、灵活”的金桂冠主持朝美对话，本身就释放出一种强硬的信号。
巴里指出，在二轨对话中，崔善姬面对敏感问题时并不缺乏灵活性，朝鲜外交对话方式的强硬化其实缘于美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官的能力不及前辈，“只是技术官僚，而不是外交家，依赖的是胁迫、施压，而不是真正的外交”。所以，即使河内峰会前朝美双方沟通了崔善姬的“最后提议”，美方也不会有更灵活的回应，因为“当时特朗普总统的目标就是一大步直接实现全面无核化”。
事实上，在2019年后续的接触中，崔善姬曾多次提醒美方，如果总像河内峰会一样“老调重弹”，“朝美之间的对话将就此落幕”。2020年朝鲜劳动党八大后，这种外交对话的立场被官方文件进一步概括为“强对强、善对善”。
虽然河内峰会破裂，但崔善姬的仕途并未受到影响。2019年4月，金正恩出访俄罗斯，四位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随行，俄罗斯媒体拍摄的金正恩专车画面显示，尚未进入政治局的崔善姬紧挨着金正恩而坐。同月，崔善姬首次当选劳动党中央委员，并进入政府最高决策机关国务委员会。
“崔善姬本身具备和最高领导人沟通的条件，又确实是顶尖外交人才，所以脱颖而出。”麦登说，崔善姬的养父是年过九旬的前内阁总理崔永林。由于父辈的关系，崔善姬很早就认识金正恩。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崔善姬还一度在外事活动中担任金正恩的翻译。
“有些人觉得金正恩会因为之前朝美对话的破裂迁怒于崔善姬，这是一种错误的、西方式的想法。”高丽大学教授、韩国国家统一顾问委员会原总干事南成旭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一方面，这没有确切地认知金正恩对崔善姬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朝方看来，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是美方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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