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告诉你怎样保护孩子不被欺凌 多方携手根治校园欺凌
作者：chunzhi 发布时间:2024-03-27提问2：能否要求赔偿精神损害？
张某与刘某、罗某、蔡某、毕某是同校同学。一日，张某与罗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冲突，双方相约超市门口见面。张某到达后，发现罗某携刘某等候，刘某直接扇了张某几耳光，并要求其向罗某道歉。张某道歉后，刘某等放其离开。几天后，张某在篮球场打球，刘某与蔡某再次殴打了他。几周后，张某在书店读书时，刘某让毕某带其去KTV陪唱，在KTV中刘某强迫张某光着上身唱歌。后张某精神恍惚，被家人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张某患上重度抑郁症。张某起诉刘某、罗某、蔡某、毕某，要求赔偿医疗费、健康咨询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各方陈述，能够证实张某被欺凌的事实。各被告多次实施欺凌行为与原告张某所患抑郁病情存在因果关系，与张某抑郁发作的病情恶化直接相关，各被告应对张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终判令刘某、罗某、蔡某、毕某赔偿张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其中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解读
校园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的损害包括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和精神伤害三种类型，而且经常存在交叉重叠的情形。对于人身伤害，欺凌者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对于财产损害，被欺凌者应当获得经济赔偿。但对于欺凌造成的精神伤害，往往难以抚平，许多被欺凌者陷入自我否定和精神内耗之中，在此情形下，被欺凌者有权利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具体裁判过程中，是否支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被欺凌者人身权益遭到侵犯，单纯的财产损害一般不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是被欺凌者产生严重精神损害的后果，对于“严重”的认定，需结合欺凌者的主观状态、欺凌方式、欺凌场合和被欺凌者的精神状态等具体情节加以判断；三是欺凌行为与精神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刘某、罗某、蔡某、毕某恃强凌弱，仗着人多势众，有扇耳光等人身伤害行为，也有强迫脱衣等侮辱行为，直接造成张某患上重度抑郁症，因此刘某、罗某、蔡某、毕某应当赔偿医疗费，也应当向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提问3：学校尽责后还要赔付吗？
王某与曲某、阿某、吴某就读于同一中学。曲某、阿某、吴某曾分别多次殴打、敲诈王某。一日晚自习后，曲某与王某因口角发生纠纷，后王某去厕所过程中被曲某拦截殴打，学校得知后，随即安排工作人员送王某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其父。同时，学校对相关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阿某先后多次向王某索要款项共计800元，阿某家长将800元归还给了王某父亲。王某申请长期病假在家，学校安排德育处教师和班主任多次上门看望他，并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后王某前往医院检查，被认定患有抑郁症。王某起诉曲某、阿某、吴某及某中学，请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9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调查发现，该校每学期都会邀请法治副校长开展两次关于校园欺凌的专题讲座，并设置了举报箱。法院审理后认为，曲某、阿某、吴某通过殴打、索要钱款等欺凌行为，致王某精神抑郁，三者应当对自身行为给王某造成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在此过程中，学校尽到了保护义务，对欺凌行为的发生没有过错，并且针对校园欺凌等情形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宣传，已履行了对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职责，因此不应承担赔付责任。经核算，最终法院判令曲某、阿某、吴某的法定代理人共同赔偿王某约6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解读
校园欺凌涉及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主体一般为欺凌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是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欺凌者应当对自己的欺凌行为负责。如欺凌者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母要对其行为承担替代的侵权责任。探究欺凌行为的背后，欺凌者的父母对子女欠缺关注和爱护，未履行作为父母的教育引导责任是造成子女成为施暴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学校来讲，学校负有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未尽职责导致未成年人被欺凌，学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学校在该欺凌行为发生前，已经通过开展讲座、设置举报信箱等积极措施避免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事件发生后也能够采取妥当措施处置相关行为，应当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不应因此次欺凌事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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